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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宪法》颁布后的两百年内,只通过了二十七条修正案。

二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而应当对行政活动的灵活性（裁量性）运用给予评价。在制定了给付行政法的场合，只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就应当赋予一定的给付及保护。

行政主体行使国家的行政权，一方面须受法规范的羁束，另一方面须适应社会千变万化的复杂事态。这些探讨皆以一般行政活动为对象，对于给付行政领域，则具有更强的针对性。2.法治主义的原理（法律适合性的原则） 法律适合性的原则与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在内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从历史上看，依法律行政的原理只适用于侵害行政（侵害保留说），除此以外的行政被视为国家本来拥有的自由的行政领域。如果依然固执于全能政府观念或者保护的逻辑，那么，面对来自公民的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意思表示及需求，国家将无法应对，不仅无法将公民的诉求予以正当化，而且还将不得不自上而下、整齐划一地实行一元化。但是，笔者依然主张这种分权向度上的裁量权扩展，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基层工作人员须完善相应的制约监督机制，而能够担负起这项权威性工作的，应当是同样知悉状况，能够将基层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状况与其他状况进行比较考量并做出判断取舍的监督者（supervisor）。

（一）行政责任论与裁量规制 给付行政作用极为广泛，而受给者所处境况及其自身需求的多样化，使给付行政权力的行使基准或者条件往往难以进行整齐划一的规定。可是，从目前中国相关法规范来看，设置弃婴岛，在客观上对可能构成《刑法》所严禁的遗弃罪之结果予以承认、支援，而且对遗弃者免予追责，要得出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的结论并得到普遍认可，其实并非易事。这一规定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奠定了程序法基础。

最后，在判决方式上，新《行政诉讼法》不仅将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修正扩大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而且还将无效确认判决的适用范围归结为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有效地拓展了行政审判权的运作空间。[5]鉴于修改《行政诉讼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国家层面的首要法律修订活动，理应在秉持变革观的前提下审慎进行。[10]刘武俊：《行政诉讼法大修新亮点》，载2014年9月18日《光明日报》第13版。受到社会转型和体制束缚的多重影响，浸润改革精神的《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3]参见薛刚凌：《行政诉讼法修订基本问题之思考》，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对于贯彻执行宪法和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于维护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进和提高行政工作，都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对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廉正建设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3]梁凤云：《〈行政诉讼法〉修改八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其中，修改45条，增加33条，删除5条。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有效匹配，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运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正式途径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定期发布典型案例、树立地方改革样板、领导发表讲话等非正式途径，积极推动行政审判模式从封闭对抗型向开放合作型的变迁。特别是《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一审稿）在2013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公布之后，几乎遭致行政法学者过于保守的一致质疑。尽管十八大报告并未直接作出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工作安排，但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却已深深地嵌入到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之中。第二，行政诉讼类型的有序改造。

2013年10月，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从实体法上明确了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3]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以下简称二审稿）并向社会公布。

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能否直面人民群众对行政审判制度的新期待，能否超越简单的技术争论追求行政审判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能否通过法律修改真正倒逼法治政府建设，就成为衡量修法是否具有实际意义的基本标尺。按照1982年3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梁凤云法官早在一审稿交付审议之前就撰文指出：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是司法机关长久地、公正地承担其行政诉讼职能的基本条件。从内容上看，二审稿不仅在文字表述、结构安排上有很大改进，而且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也迈出了重大步伐，值得予以肯定。其次，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有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进入专题： 变革观 行政诉讼法修改 国家治理现代化 。

事实上，《行政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问题的回应并非一味迎合学者们的鼓吹，更多是对实践的关怀和相关法律修订的呼应。作为一项纯粹的中国本土经验创造，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被写进《行政诉讼法》总则之中，实属罕见。

与一审稿和二审稿相比，跨行政区域管辖被置于与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相并列的地位，背后充满着玄机。新《行政诉讼法》虽然亮点纷呈，对行政审判制度体系和执行能力的现代化均有助推作用，但在内容和表述等方面同样存在诸多遗憾之处。

[8]章志远：《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就行政许可、房屋登记、信息公开、征收补偿、违建拆除、工伤保险等特殊类型行政案件的审理发布专项司法解释，弥补了《行政诉讼法》在应对新型行政案件审理规则上的供给不足。

为了使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人民法院还应充分利用修法所预留的空间，在行政审判体制的灵活塑造、行政诉讼类型的有限改造、行政公益诉讼的适度开放等方面迈开步伐。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进程上看，作为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率先破局，作为实体法的《环境保护法》紧随其后。有的认为，一审稿总体上还是小步走、隔靴挠痒。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大会报告中，加快和深化改革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

不仅关系到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事业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司法审判的公信力。[9]综观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的诸多改革部署，无不彰显出执政党巨大的变革决心和勇气。

最后，将撤销判决的适用条件扩展至明显不当的行为，有助于从实质上及时化解行政争议。报告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制定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的监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员的失职、渎职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具体任务。

行政法院的设立构成了本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最重大课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既可以通过外在的法制宣传和考核，也可以通过内在的亲身实践。

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无法为判决方式完善的简单作业所取代。可见，十三大报告直接催生了《行政诉讼法》的诞生。[6]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上看，一部《行政诉讼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浸润变革精神的行政审判制度变迁史。[7]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制定行政诉讼法，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

信访潮的涌现、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戾气的弥漫，无不昭示出行政诉讼制度的尴尬处境。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利用修法者所授予的批准权，通过对跨行政区域管辖条款的扩大解释，实现行政审判体制静悄悄的转型。

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可能迎来难得的黄金时期。[10]仅就数量而言，二审稿修改之处达62条之多，比一审稿修改多出11条。

[7]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行政立法史，从拟议起草到正式通过仅用两年时间的基本法律屈指可数。时隔五年之后，《行政诉讼法》制订工作正式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